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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校园生活 永久的生命记忆
2014-11-05 16:33  

文/ 俞智先(60 届中文系校友)

    我是五六年考入沈阳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却是辽宁大学60 届毕业的留校生。八零年从学校调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两个单位只隔一条马路,有时候晚饭后遛弯,走着走着就进了辽大校园。因为那里有奠定我一生的永久的记忆。

我的第一位导师唐景阳

    “教育革命”,这是个相当恒久的命题了。五八年春天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次很大的震荡。学生不上课了,全都去马三家子的光辉农场插秧了!这种非常态的突兀改变对我来说当然是鲜活的,激发了我的灵感,当时我是学院的文艺部副部长,便同几个话剧团的同学商量,由我执笔写了一部话剧《泷河两岸高粱红》。表现生长在大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劳动所引起的从思想和行动上抵触和不适应到改变的过程。我又借管剧团
之便,将它立了起来。彩排的时候,出人意料的是当时的院长唐景阳来了。于是,我有幸遇到了我编剧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

    唐景阳原是哈尔滨的文学青年,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人追捕逃往上海,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在苏北解放区当过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文学系的教授。还在新四军的鲁艺文工团工作过。我也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如果不是因为我写话剧,也只有在台下听报告的时候仰视到他。这次,我们是给他一个人演出。彩排结束,又是面对面地听他的意见。真是偏得!唐院长到底是文工团出身,讲话风趣,幽默,且非常的条理。好听好记。他提意见绝对不是笼而统之地原则上指导,他的意见能细致到人物的刻划情节的安排甚至具体的台词。我认真地记笔记,然后按他说的改过再排。然后他再来看,再帮助修改。

    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处女作顺利地登上了舞台,同一个群口快板、一个插秧舞和一个集体诗歌朗诵,共同组成一个时长三个小时的晚会,不只在学校演出,还在沈阳和大连公演过。我就是在匆忙的演出和不断修改剧本中迎来了院校合并,我由沈阳师范学院的文本七班,变成了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60(3)班的学生了。

曾经给过我父亲般关爱的杨俊超

    辽大一成立,原来师院的团委书记杨俊超升任为党委副书记了。此前他一直主抓学生会工作,当然对剧团也是关怀备至。对我尤其关爱有加。不过,他的关爱表现方式有点特别。演出队一开会,上百人坐在阶梯教室里,他上台讲话时十次有八次总要
点我的名。表情严肃地说:“俞智先来了没有?”我一举手,他接着就说:“你不要翅尾巴!你差得还远呢!”我也煞有介事地回答:“是,我是差得远!”结果引来一阵哄笑,他也绷不住笑了。

    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是邵凯。最引起学生关注的是他瘸了一条腿。一个传说很快就在校园里流行开来——他的腿是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时让一个女同学一镐头刨的——这当然会引起我们敬重。杨俊超把他请来检查我们的话剧,陪同的还有唐景阳。
我们演完了,下台来等着听他的意见,他只撂下一句:“嗯,问题还不小!”然后就上厕所去了,我头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他,当时就有点发毛。怀里揣着个小兔子等着他回来,紧张极了。杨俊超却一直笑着看我。等邵书记回来发表意见的时候,我
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的问题不小,指的是我在表现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之后的变化表述上,用他的话说是“半个辩证法”。接着他又说正确表述应该如何。我当时一字不落地记下来就齐活了。当然,还有些其它意见。事后,杨俊超破例不让我回学生宿舍住,因为当时的学生宿舍十几米的空间摆着六张上下铺,住十二个人!他让我一个人住在学生会的里间修改剧本。那时,班里正在“整团”,“拔白旗”,我却如在世外桃园。远离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专心致志地改我的剧本。不过,好景不长,五八年九月我被揪回班里挨批了。

改变我一生命运的贵人龚文佩

    我是五一年抗美摇朝时参军的。是东北军区防空政治部当文工团员。部队正规化后,我们文工团解散,我被分配到南京一个情报部门当译电员。五五年肃反,我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而被当做肃反对象,被肃了好几个月。虽然没有定性我
为反革命,却也让我复员了。在整风运动中,我赞同了师院团委宣传部长“大右派”张百生的意见,肃反扩大化了。这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文本八班的一个同学叫李德仁,就因为这一条被打成右派并送去劳动教养了。至于在支持张百生的大
字报上签名这问题也很严重。我们年级有个党员叫裘铁如,就因此而被开除了党籍。在鸣放中我还是大家选举的“鸣放主席团”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何以躲过了抓右派的矛头呢?就因为一个贵人——龚文佩!他也是个复员军人跟我一个寝室。在我忘乎
所以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时候,在同他晚饭后一起去北陵公园散步的时候,他提醒我说:“好好准备考试吧,百家争鸣,还有一家没说话呢!”一句话提醒梦中人!我二话没说,回宿舍把书包收拾收拾就回家复习功课去了。结果,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最猖狂”的那几天,我离开了学校。我们班35 人中有三个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其中一个就是鸣放主席团成员。因我的离开,他主持会议的时机自然就多了,煽动右派向党进攻也是罪状之一。
    如果我继续在学校大呜大放,肯定成了右派。那我的一生中的二十年将会怎么度过?我还有今天么?所以我万分感激龚文佩。他在反右后不久就退学回了黑龙江老家,从此再无音讯。为了能够联系上他,2005年我在写《走西口》的时候,故意把去包头的一个走西口的山西人的名字写成“龚文佩”。我想他如果看了我的这部电视剧,一定会跟我联系的。可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成为了我终生的遗憾。
    随着运动的深入,我的问题自然会突显出来,班里的一个要好的同学跑到学生会向我透露,党小组和团支部层层动员要拔我的白旗了!果然,一天杨俊超把我找去了。他十分严厉地对我说:“俞智先!不像话,班里同学对你的意见非常大!回去好好接受大家的批评!听见没有?!”之后,又自言自语似地用缓和的语气说:“完了我们还要上北京演出呢!”我听了最后一句,心里就有了底。所以,态度特别端正,绝对不辩论,不论谁说我什么狠话我都不反驳。那时,白天“单科跃进”上下午都上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课。晚上开会拔我白旗。什么“漏网右派”“铁杆白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急先锋”一顶顶帽子朝我头上砸过来,我都接着,全认可。拔完了,他们去熊岳深翻地和写“三史”去了,我在杨俊超的带领下去了北京。住在北京大学32斋。晚上在各个院校演出,回来杨俊超总要把我叫去说剧本的修改意见,我回宿舍马上改,白天排练好,晚上再演出。什么北大、人大、农大、钢铁学院、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学院……还在中山公园音乐厅里给北京市的中小学老师演了两场。那时,在北京的辽宁学生常常在演出之后挤到台前问我们:“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说:“是辽宁大学的。”
    “是,我知道你们是辽宁的大学,我是问你们是辽宁哪个大学的。”
    因为那时辽大刚刚成立,外界都不大知道,我们演出队的校徽是原来沈阳师范学院的校徽上蒙了层油印着辽宁大学字样的白布,我们都嫌寒酸,不愿意戴。不过通过这次演出确实给辽宁大学创了牌子。
    在北京足足演了一个月,唐景阳副校长去了,看人家各个学校都在大练钢铁,笑着对我们说:“赶紧回去吧,要不然就要犯错误了!”于是我们回了沈阳。看来唐景阳还是很谨慎的,可是,他还是犯了错误。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职降薪,调到沈阳评剧团当编剧去了。不过,此后几年,我还是去过他家把写的剧本让他给指导,还去看过他改编的评剧《孔雀东南飞》。

王志勇一句话我又在辽大二十年

    我是1960年八月毕业的。之前,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这届毕业的同学有将近20人先期留校了,已经戴上了红牌校徽。
    那时系里决定组成一个六人创作组,要编写一部反映伪满洲伪国时期地下党活动的话剧。我们年级抽出四名同学,除我还戴白牌之外,其余三人都是红牌了。我们深入到黎明机械厂——伪满时的兵工厂。以我为主写了一部八场话剧。并且由我和六一届的徐永芝(她原是沈阳话剧团的演员)一起给黎明业余话剧团导了这部戏,并且在厂内外演出了十几场。大概是由于这段经历,等我回到学校等待分配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到校部报到,我留校了!
    据说,是因为省委宣传部给中文系打来一个电话要把我调到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当时新调来的总支书记王志勇问:“俞智先是谁?”接电话的副主任于国凡回答“应届毕业生。”
    “他会什么?”
    “能写剧本。”
    “让他马上留校!”
    通知下来的时候,同学们都十分意外,我自己都有点难以置信,因为留校的同学应该是又红又专的,怎么会留一个我这样的漏网右派和铁杆白旗?!
    不知道是福是祸。反正因为王志勇的一句话,我在辽大又呆了20年。不过我也一直没有离开创作。先是六一年初奉党委书记邵凯的指示,为了配合毛选四卷的发行,系里派我领着由六一年级学生为主组成的创作组写一部话剧《虎口拔牙》。这次创作创作我觉得比之前的创作更正规也更附和戏剧创作的规律了。我们查看了关于辽沈战役的内部资料,访问了这次战役的亲历者当四十军军长曾雍雅,他带领我们重走锦州城内外当年的战场,还领我们走过了总攻打响之后林彪冲过还被敌人交叉火力封锁的突破口,登上的城内制高点。尤其是曾军长讲述的,奉林彪之命,率领136师一万人,一夜之间利用穿插战术,解决了村村有守军的锦北三十里国民党防线,为攻城赢得了宽裕的时间,因此才避免了被国民党军东西夹击中心开花把四野歼灭在锦州城下的危机。也因此根本扭转了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让我这个当过五年兵的人备感激动,正是有了个种感受,让这个剧本更贴近真实,也更生动。遗憾的是,剧本完成后,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难过的阶段。饭都吃不饱,哪里还能排戏?就这么搁置了。我也才正式地当起了大学助教。

我的导师冉欲达

    从锦州回来,我正式分配在文选习作教研室,我同其它四个留校的同学要开课了。指导老师是冉欲达。我念书的时候他是系主任,教我们文艺理论。好!把干巴巴的理论讲得无比生动,我特崇拜他。可是,五九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农场喂鸡去了。不过,有幸在我开课的时候,他回系了,他的身份不适合讲文艺理论了,便到了文选习作教研室,这对我倒是好事。到底是高手,他给我选的开课的文章是戴不凡评论田汉的话剧《关汉卿》的一篇文章——《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这对我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因如此,我在六四、六五两个年级讲这篇文章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炮走红,还得了一个绰号“铜豌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在六二到三年的精简下放之时,我们年级留校的同学大都离开了,而我却继续留在中文系的教学岗位上。
    文革以后,冉欲达平反了,又当了系主任,他写了一部为张志新翻案的广播剧《无声的浩歌》,点名让我当导演。后来,这部戏在辽宁电视台播出。
    七九年我想离开辽大去当专职编剧。也是他头一个批准的,而且不再安排我上课,又因为我是满族人,便让我临时领导满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也正因如此,我才有机会领学生下去采风,了解满族的民间文学和民俗。这对我后来写电视剧《努尔哈赤》做了知识的储备。

我的挚友冯玉忠

    最不愿意让我离开学校的是当时的中文系总支书记冯玉忠。
    我离开学校这些年,同我联系最多的是冯玉忠。即使是他当了校长仍然如此。有时他到外面同企业家们开会也会带着我去。我的发妻病故了,他打电话来说:“我这个人不会劝人,明天我要去海城参加一个招商活动,你跟我去散散心吧!”我去了,从去到回,他对我爱人亡故的事只字不提,就是让我从痛苦的思念中转移出来。我们就是这样交情!
    他原是经济系的讲师,六六年初调到中文系当总支副书记,是作为党委书记邵凯的接班人培养的。来系之后随邵凯参加四清工作队去了,我没参加四清所以同他不熟。只是在六八年政治野营的途中,他边走边跟我学唱样板戏,我们才交上朋友。后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了,他也结合成中文系的最末一把手,主抓教学。那时讲“开门办学”,教师经常要领学生下到各市的报社写通讯和人物专访。差不多在我们下去十多天后,他开始在各个点儿巡回了。通常第一站就到我领的分队。他知道我能干活却不会总结。所以不跟我谈,而是找学生聊,不出三天,他就能总结出几点经验或抓出几个故事来。然后到别的分队介绍我们小分队介绍。
    从七一年开始我常常借到专业剧团去写剧本。从此,在外面的时间比在系里多。一次沈阳市样板戏学习班要编一部现代京剧请我去主笔。冯玉忠说我有七八个学生要带。样板戏学习班竟答应出费用让我把学生全都领上去马鞍山体验生活和编写剧本。那时我其实已经是专业编剧了。不过冯玉忠还是不肯放过机会使用我。七五年海城地震的第二天,他就要了一辆吉普车带我赶过去了,考查一下回来后向学校要了三辆卡车,拉着木板、草垫子、席子、粮食和蔬菜,在震中范家大队的小学操场上搭了一个地震棚,让我领着当时的工农兵演员和新招收的群众文艺创作班的学员二十几个人就地采访,一个多月之后,我领学生编了一台抗震的节目,并且排练好给全校学生演出。
    最值得一提的还有七四年他让我领学生下到昭乌达盟乌丹沈阳医学院的六二六医院体验生活,写了一部批判“城市老爷医院”,颂扬“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话剧《占领颂》,回来排练并演出了。沈阳市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看了,说要让辽大同沈阳话剧团合演以便参加全省调演。就像民间故事中贪心的骆驼一步步把主人踢出帐篷一样,慢慢地这个戏就把辽大挤了出去变成沈阳市占领颂创作组,只留下我算是第一作者。到七六年,长春电影制片厂通过省革委会下令要把它改成表现“走资派还在走”的电影。当时我成了最为保守的分子了。不是因为我觉悟高,和有什么政治远见;完全是出于戏剧规律。原来话剧中的工宣队长是抗美援朝时的运输队司机,作为对立面的普外科主任是抗美援朝时的军医,在坑道里手术救过工宣队队长。两个人在开门办学中围绕着要不要把牧区多发病常见病列入教学实践的问题产生矛盾。因为这种特殊的前史,就决定了他们矛盾的走向和性质。电影厂非要把科主任变成学校党委书记,去掉战友的前缘,岂不等于另写一部戏?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长影的一个高手,自己说了一个详尽的提纲,不等我们的本子写出来,导演的分镜头本子已经同时开始工作了。甚至我们的本子还没完人家已经开机了。幸而电影拍摄到一半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倒了。这个电影也夭折了。不过它却成了大毒草!全市都铺天盖地地贴着批判占领的大字报,还上了几家报纸!了解内情的冯玉忠关切地私下对我说:“团长!”——这是他给我起的专用外号——“别等着,你得找个机会把情况对老师们说一说。”我按他说的办了,求得了大家的谅解。而另一个作者沈阳医学院的刘思诚,原本听到长影要让戏里的党委书记赶走工宣队的时候,马上跳起来说:“这是瞎编!谁有胆子赶工宣队?全省就没有一个!”可是医学院却为他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而不计后果尽力保护我的冯玉忠,当时得有多大的勇气!
    由于我从七一年开始每年都有一多半时间被借到沈阳市的专业剧团稿创作,而且是主力。所以沈阳市文化局、市委宣传部、文联和沈阳话剧团都想要我去作专职编剧。七九年我才下了决心,要求调动。我把这个想法跟冉欲达谈了,冉主任当即同意。等我同已经当了中文系总支书记的冯玉忠谈的时候却卡了壳。他说,现在可以好好办教育了,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你不能走。”几次交谈无果,我来气了,说:“你能不能在中文系当一辈子书记?”
    他说:“那怎么可能?”
    我说:“那,你现在有权的时候不放我走,等你离开中文系的时候,想放我走也没有用了。我不恨你一辈子?!”
    就这样,冯玉忠勉强同意了。报告给学校,经过一番周折,学校也终于同意了,我在辽大二十四年的苦乐年华结束了。
    不过,我同冯玉忠的友情却始终没有断过。八六年我写了部电视剧,后又改编成话剧《银行家》。剧本还在唯一的中央电视刊物上发表了,我自己很有成就感。可是他看了之后,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这个银行家,还是行政官员,没有服务意识!经济改革不是这个样子的。你预备点酒吧,我要跟你作一次长谈。”果真,周六下午他来了,一直谈到晚饭,喝过酒之后还谈到十来点钟,第二天周日,又同我谈了一整天。从投机倒把不是罪到刑满了就不能叫刑满释放犯;工人的依赖大锅饭到企业领导有钱买棺材不肯花钱买药;从股份制到破产法;从三年人为灾害到向农民退让……对我这个学文学的人来说,这些确实起到了震耳发聩的作用。很遗憾,我没有办法他把的改革思想化成具体的艺术形象。去年,他带我去看辽大两个校园时说:“看来我还是不懂艺术规律啊。”我没有说什么,可是心里还是觉得挺对不住这个老朋友的苦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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