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圆我大学梦

文/张锐智（历史系七八一班校友）

       1969年12月，我随父母走“五·七”道路，由沈阳来到辽西偏远山沟接受农民再教育。两年后，我在农村高中毕业后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入青年点插队做知识青年。在农村战天斗地过程中，一些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是，由于受父亲所谓政治问题的牵连，我一直属于“可以教育好子女”对象，当时别说念大学，就是当兵、招干、当工人都与我无缘。后来，随着党的干部政策逐渐放宽，我也被安排到县物资局工作并抽调到县委宣传部做新闻干事。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在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那时是不能脱离工作复习的。第一次参加高考，我体会到知识匮乏的无奈。1978年春节后，我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主动提出改换工作角色，不在春耕第一线，改做“伙夫”，为工作队做饭。获准后，我就利用做饭之余和晚上睡眠的时间，开始全面复习准备夏季高考。记得很多数、语、史、地、政的知识都是伴随着拉风匣、蒸馒头、炒大锅菜、挑水、洗碗和夜深人静的油灯下一点一滴地记下来。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我的基础太差，我便借来当时初中高中数学全部教材1—8册，从正负数开始自学直至微积分。在高强度工作和复习中，我第一次有了强烈自主学习意识，也第一次体会到获取知识的快乐，同时我也付出了视力由1.2变为0.4的代价。

       1978年7月末，正值酷暑盛夏之际，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在整个考试过程中，没有第一次高考的茫然和无奈，体会到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但是，高考成绩公布那一天，我还是怀着忐忑心情到县教育学院去看自己成绩，当看到自己成绩遥遥领先时，感觉到自己离大学又进了一步。后来，我收到了辽宁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并获悉我是县里文科被录取学生成绩第一名时，心里十分感慨激动。

       自文革以来，“唯成分论”将公民划分三六九等，使宪法中公民平等权利形同虚设；“读书无用论”将教育视为无足轻重，使国家几代人的基础教育被荒废；是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果断的结束动乱，恢复高考，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命运也随着国家走向正轨有了转机。197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走向振兴之始，1978年也是我考入辽宁大学读书并在这里任教至今的开端。我是恢复高考四十年的最早受益者、也是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走向辉煌的见证人。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有道理，那么“高考改变命运”也是硬道理。